我点头，喉咙干涩发紧。

杨队看着我，充斥着审视，

他却没有揪着这个问题，而是换了问题。

“你确定，你昨晚10点多就睡了，中间一次都没有醒过？也没有发现任何的异常？”

我努力回想，头痛欲裂：

“应该没有，我有点高反，吃了药睡得很死。”

杨队眯着眼，若有所思。

“杨队，车内环境相对密闭，但车窗有缝隙，不完全密封。”

法医补充着现场情况，“奇怪的是，五个人都保持着相对平静的姿态，没有剧烈挣扎的痕迹，表情大多是痛苦凝固或茫然，这不符合典型急性高原反应的剧烈挣扎特征。”

“像在沉睡中，不知不觉就走了？”杨队接话，声音压得更低。

法医点头，继续道：“更奇怪的是车门。”

“四个车门和后备箱，全部从内部锁死，中控锁是落锁状态，车钥匙插在点火开关上，处于熄火位置。车窗除了副驾留了条小缝透气，其余全关。”

“也就是说，”杨队环视四周嶙峋陡峭的山崖，“这辆车，在出事时和出事之后，完全是一个从内部锁死的铁罐子，”

“没有外力侵入，也没有人出去过。”

我眼神诧异，抱紧了裹在身上的毛毯，指关节捏得发白。

那个“铁罐子”的比喻让我窒息。

他们为什么要锁死车门？

一般不开车的话，车内是不会锁死的，这样不方便大家下车解决上厕所的问题。

法医道：“我们会排查车辆自身故障，虽然概率低，但还是会排查，是不是暖气燃烧不充分导致的一氧化碳泄漏，但重点还是高原急性病症。”

杨队合上记录本，再次看向我。

“你们这次行程，有没有人身体不适？尤其是上车前？”

我沉默了一下，说：“小米高反一直挺严重，在垭口下车拍照时吐了一次，基本上都在昏睡，老赵昨天开车时好像说过有点胸闷，但他说是老毛病。”

这时，一个技术警员走过来报告。

“杨队，行车记录仪存储卡缺失。”

“卡槽是空的，我们找遍了车内可能的地方，没找到。”

杨队锐利的目光转向我：“你知道行车记录仪吗？卡在哪？”

我茫然摇头。

“我坐在后排最里面，没注意过这个，上车就睡了。”

“出发前呢？谁负责检查设备？”

“一般是老赵和阿Ken，阿Ken是摄影师，设备他管得多。”

杨队盯着我，眼神如刀没有恶意，却充满了压迫感。

“很奇怪，你睡醒后同伴们全死了，这期间你一点也没发现异常，行车记录仪丢哪里了，你也不知道。”

“你好像，只知道自己活着，其余一概不知。”

我茫然又害怕的看着他，虚弱的问：

“同志，我高反严重睡死了，而且我不开车，行车记录仪在哪里，我真的不知道……”

杨队停止对我的询问。

尸体运回去，大量的工作需要处理。